余晓泓（文章来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3，（5））

　　所谓环境经营，是指生产经营适于环境保护或有利于减轻环境负荷的商品，提供环境保护方面服务的企业经营活动。日本企业的环境经营以环境保护为前提，以与环境共生为目标，按照环境管理体系标准，对产品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经营管理，谋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环境经营在日本企业的兴起和兴盛体现了产品生命周期评价和环境效率性的原则。
　　企业环境经营的内容因其所在行业和自身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就制造业企业来说，其环境经营一般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确立环境经营方针和战略。企业环境方针和战略的制定是在维持企业自身成长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理念指引下，在预测地球环境变化和与之相关的企业经营环境变化的基础上，提出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制定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措施。二是构筑环境管理体系。包括四点内容。（1）制定环境管理规划。环境管理规划的内容主要包括：企业概况和企业环境目标和指标。（2）建立完善的环境管理方式。具体来看，这些做法主要有：将环境管理当作企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确保环境保护在企业决策中的影响力，企业在制定生产计划、新产品开发、固定资产投资等决策时，尽可能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将环境管理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相结合，将环境保护的决策贯穿到产品生命周期的全过程；企业内建立负责环境问题的部门，建立独自的环境检查制度，由环境管理专业人员对企业的环境管理工作和环境行为进行把关；开展针对本企业职工的环境教育，对新入社的员工进行企业环境管理制度培训；建立并保持与政府有关部门、国内外环保组织、社区等的环境信息交流。（3）实行生产全过程的环境管理。包括实行绿色设计，清洁采购，清洁制造。（4）实行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主要实行环境会计和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方式。

倪前龙（文章来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3，（5））

　　国外许多城市都非常重视对可持续发展状况的监测与评估，如布鲁塞尔和苏黎世已建立了指标体系，而且每年都向公众报告各项指标情况；日内瓦正在制定指标体系。布鲁塞尔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主要由自然资源和绿地、水环境、公司情况、空气质量、声环境、废弃物管理、社会和经济七个方面组成。苏黎世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由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21项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
　　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已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领域并受到广泛关注。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等的节约与持续利用、循环利用，越来越受到城市政府的重视。如柏林，通过雨水、河流、地下水的循环利用，已基本实现本区域内供水与用水的总量平衡。柏林水资源的综合管理与循环利用。西柏林得以在数十年内维持自身的供水。水源几乎都来自于地下水，包括天然地下水、人造地下水和经水库过滤的水。经过过滤的水大约占40%～70%的比重。过滤过程运转得非常好，从而保证了高质量的供水。地表水没有被直接地使用。补充人造地下水是柏林地区水资源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地下大约经过至少50天才能到达井里。水污染主要来自废水导致的污染。还有就是混合下水系统溢出导致的水污染。
　　在气候保护方面，德国可以说是国际先锋，联邦政府把气候变化确立为当今重大的环境挑战之一，并采取了行动。在欧盟2008～2012年期间使6种主要温室气体减少21%的这项计划中，德国作为成员国发挥了巨大作用，与1990年相比，德国率先将6种温室气体减少了18.7%。欧盟温室气体总体下降了8%。联邦政府为了达到气候保护总体目标，除了生态税改革和综合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还采取了建筑物的CO2减排和实施新的能源节约法令等措施。国外对我国地方可持续发展工作的借鉴的经验包括加强对可持续发展工作的领导，从资金和政策上给予支持；适应新的国际发展趋势，高起点修编地方《21世纪议程》；建立地方可持续发展评价与报告制度；设立可持续发展优先项目，并加以推进。

刘建芳（文章来源：世界经济导刊， 2002，（1））

　　美国的经济区域由北部、西部、南部三大区构成。美国对西部地区的开发，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随着西部土地的大规模开发，对其他相关行业和部门的开发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联邦政府又适时调整和制定了包括矿山、森林、草原、矿藏的开发，以及铁路、公路、运河等交通运输的发展政策，推动西部开发向广度和深度的发展。区域经济不平衡，严重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首先，由于北部经济体系比西部和南部健全，从而造成了后两个地区的经济自我再生能力低于北方，最终不得不在资金技术方面依赖北部输血，而这种输血又会使经济利益过度向北部转移，从而弱化了美国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其次，北部工业体系具有超前性，创造着不断膨胀的高附加值产品，而西部和南部由于技术、资金和高级人才匮乏，只能向北部提供农业生活资料和初级工业产品。区域经济的差异，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不稳定性，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把南部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影响了全国经济的复苏和社会稳定。
　　美国区域经济均衡政策主要包括制定区域开发规划，建立健全区域开发法律制度和管理机构，从罗斯福、约翰逊直到克林顿总统，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提供财政援助，加大落后地区的资金投入，主要通过军事拨款，财政补贴农业，兴办公共设施，改善落后地区投资环境；充分利用当地的有利条件，恰当选择开发重点；制定优惠政策，引导人力资源合理流动；以科技推动生产力，在战后美国西部经济的发展中，可以说是高度地体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特点。从以上的措施中可以看出，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平衡现象，而这种不平衡又为逐级递进、重点开发提供可能。我国实行的“梯度开发战略”虽取得了相当成功，但西部地区与东部的差距日益扩大，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在这种情况下，西部开发显得尤为重要。美国西部开发经验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价值。这些经验包括：立法先行，把西部纳入依法治国轨道；设立全国性的区域经济领导机构，统一领导和协调西部地区的发展工作；加大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变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注重环保，走可持续开发之路

朱庆华 王旭东（文章来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3，（3））

　　布什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在控制温室气体（GHG）排放及其国际合作领域的政策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布什政府上台不久即正式宣布拒绝接受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2002年2月又推出其“全球气候变化计划”。基于美国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和世界第一大GHG排放国家的特殊地位，美国政府的政策立场影响重大。我国是UNFCCC的缔约方，2002年8月底又向联合国递交了《京都议定书》核准书，加强对美国GHG减排政策的研究，对制定我国在全球气候行动中的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首先剖析布什政府拒绝《京都议定书》的理由及其“全球气候变化计划”的实质，布什政府拒绝《京都议定书》的理由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成本太高，布什政府认为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美国排放减少目标，美国的损失将高达4000亿美元，会造成490万人失业。其实质是用美国短期的局部的经济利益取代其国际责任。二是不公平待遇，布什政府认为气候变化具有全球影响，需要各国共同承担责任。《京都议定书》没有给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确定排放控制目标，对美国是不公平的。美国上述立场违背了UNFCCC确立的“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原则，是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利的蔑视。三是气候科学存在不确定性，布什在多个场合表示，气候科学较为复杂，存在许多不确定性。美国不应将国家决策建立在这种不确定性上。言外之意，美国在把气候变化的因果关系完全搞清之前，不会采取限制GHG排放的措施。布什政府的上述立场实际上是以科学为借口为其消极的气候政策辩解。
　　布什在2001年3月拒绝《京都议定书》时，就声称要拿出一个替代方案。2002年2月14日，布什宣布了他的“全球气候变化计划”（GCCI），其核心是在10年内将美国GHG排放强度降低18%，从2002年每百万美元GDP183t降至2012年每百万美元GDP151t。布什政府的GCCI与《京都议定书》的宗旨及目标相去甚远，根本不是什么替代方案，只是布什政府应付国际、国内压力的一种手段而已。GCCI规定的目标可轻松实现，而且GCCI并不控制美国GHG排放总量的增长，GCCI暴露布什政府对国际义务的敷衍态度。
　　文章最后分析了布什政府GHG减排政策的影响包括：一是对《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产生负面影响，二是削弱《京都议定书》的实际效果，三是增加了未来国际气候合作的难度，四是对发展中国家气候政策提出挑战。

黄平沙 谭大鹏（文章来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3，（4））

　　家用电子电器是大多数国家人民生活的必须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家用电子电器的种类越来越多。企业为了迎合市场发展和竞争需求，必须不断地开发新型产品，以赢得更多的市场机会。其重点主要集中在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服务方面，而产品淘汰废弃后的处理处置则由社会来承担。文章着重阐述了一些发达国家对这一系统的认识和具体运作方法。希望为我国的废旧家用电子电器回收再利用提供借鉴。
　　虽然各种家用电子电器产品的大小、类型以及功能等方面各有差异，但作为一类数量和种类庞大的工业产品，它们的基本组成成分有一定的相关性。废旧家用电子电器中，有些产品还含有一些有毒或有害物质。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完全了解这些有毒或有害物质的理化特点以及它们进入环境后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但有一个事实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随着家用电子电器产品种类的不断出现，新的有害物质种类和数量也在增加。
　　目前，废旧家用电子电器的特点主要包括四点：一是废旧家用电子电器导致固体废物总量和种类增加。据统计，20 世纪90年代末，欧共体国家每年的废旧家用电子电器为540～600万t，占城市固废的4％。目前每年以3～5％的速度增长，其增长速度是城市固废平均增长速度的3倍。英国现在每年更新手机1500万部，废弃手机形成1500t固体垃圾。二是废旧家用电子电器多含有有毒或有害物质。三是废旧家用电子电器回收处理难度大。一方面，废旧家用电子电器产品的结构日趋复杂，在回收这些产品中的可再利用物质时耗时、耗工，拆解难度大。另一方面，社会上缺乏家用电子电器生产厂家提供的相关资料。四是废旧家用电子电器处理场地不足、技术滞后。
　　由于各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的水平差异，各发达国家有着各自的废旧家用电子电器回收体系。在废旧家用电子电器的再利用上，部分回收零配件由原生产厂家直接应用到新组装的产品中。尽管不同国家或公司在废旧家用电子电器回收再利用方面的流程细节上有所差异，但总体归纳起来整个的流程运作过程可分成若干步骤：收集、拆解、再提炼、粉碎和分检。在废旧家用电子电器回收再利用的企业责任方面，1998年，瑞典环境经济学家Thomas Lindquist提出了一个强化制造商对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应承担更多责任的新的理论 ――延伸生产者责任。要求企业在回收再利用以及对产品的最终处理等多个环节上负责。在绝大多数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回收和处理废旧家用电子电器最常见的问题是费用来源以及经营废旧家用电子电器的经营者的经济效益。欧洲各国的回收系统运作所需的费用，一般由消费者支付，同时政府也有一定的补贴。文章最后分析了当前国外废旧家用电子电器回收再利用的发展趋势。

贾绍凤 张军岩（文章来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3，（1））

　　日本是一个国土面积狭小、耕地资源稀缺的国家。综观日本耕地保持与城市化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选择适合国土资源条件的城市发展道路和结构，充分发挥大城市集聚效能，可以较大限度地节约耕地，对耕地的合理利用与保持产生积极影响。这对我国目前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保护将是有益的借鉴。
　　日本的耕地面积自明治维新后逐渐扩大。日本的耕地面积分别经历了1920年前、1930～1940年和1950～1960年三个增长时期，分别达到了600万hm2以上，占到国土总面积的16%。考察同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城市化和人口变动状况不难发现，在耕地面积增加的同时，经济 指标和人口数量一直在持续增加，而城市化虽然也有波动，但1920年以前及1930～1940年和1950 ～1960年三个阶段中城市化水平均在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经济发展及城市化并不一定如通常所认为的与耕地面积表现为逆向变动，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
　　日本耕地高速增长的第一阶段(1868～1920年)，耕地面积的大幅增加，主要是通过开发，耕地面积年均增加2万～3万町步；自1900～1936年共整理土地约3万hm2；并进行第一次町村合并。文章分析了町村合并的原因。第二阶段（1930～1940年）。这一阶段耕地面积的增长主要缘于耕地整顿的继续和町村合并的继续。在名古屋市，1913年为32万人，1920年为43万人，1925年猛增到76万人，1930年更膨胀到90万人。第三阶段(1950～1960年)。在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迅猛推进过程中能够保持耕地增加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 都市圈结构与城市化发展。1985年，三大都市圈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已占到65.4%。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第三次町村合并。(2) 耕地开发利用。日本还通过山区技术改造和开发以及填海造陆等途径来增加耕地和工业用地。(3) 耕地保护措施主要包括严格的农地保护，管制城乡土地利用。
　　日本的耕地保持与城市化发展互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城市化与耕地不仅仅是简单的占用与被占用的关系。从短期发展来看，城市扩张占地为主要表现；从长期发展来看，城市通过吸引人口聚集，减少农村占地，发挥集聚效应，从而减少耕地占用。其中的关键在于要选择与国土资源条件相适应的城市化发展方式和速度。

郑 敏 张家义（文章来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3，（1））

　　1872 年美国总统格兰特签字，在怀俄明州开辟黄石国家公园，于是美国第一个，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由政府主持开辟的国家公园诞生了。一百多年来，全世界相继有124个国家，建立了2600多个国家公园，总面积约占陆地面积的2.6%。美国国家公园必须满足“全国性 意义”、“适宜性”和“可行性”的标准。美国1916年成立了国家公园管理局，国家公园系统由联邦政府内政部下属的国家公园管理局直接管理。美国国家公园的规划设计由国家公园管理局下设的丹佛规划设计中心全权负责。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最高宗旨是切实保护好国家公园的自然景观资源和人文景观资源，把国家公园当作大自然博物馆。公园的管理人员都由总局直接任命、统一调配。职员资格都要求有本科以上学历。美国国家公园的建设要求十分严格，除了必要的风景资源保护设施和必要的旅游设施外，严禁在国家公园内搞开发性项目，只允许建造少量的、小型的、分散的旅游基本生活服务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设立地质环境司，其主要任务：拟定地质遗迹等地质资源和地质灾害管理办法；组织编制和实施滑坡、崩塌、……、地质遗迹保护规划，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组织认定具有重要价值的地质景观、古生物化石产地、标准地质剖面等地质遗迹保护区，保护地质遗迹和防治地质灾害。地质遗迹资源分级管理体制主要是地质遗迹保护区的级别划分；地质遗迹保护区的申报与审批；地质遗迹保护区的保护级别制定；地质遗迹保护区的规划管理；制定地质遗迹保护区投资运营机制。我国地质遗迹资源管理体制中还存在这一系列问题。在法规制度建设方面，我国地质遗迹资源的保护、管理与监督，还处 于探索与建设过程，各项规章制度、各项法规的建设亟待健全与完善；在地质遗迹资源管理方面；部门间权力交错，但目前尚无政策规章来协调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在地质遗迹资源规划方面，我国地质遗迹资源规划是采取分级管理的模式缺少统一性、权威性管理；在地质遗迹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方面，资源的开发和眼前的经济利益代替了资源的保护和长远利益。因此，文章提出对我国地质遗迹资源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对策。要对地质遗迹资源资产化管理，要建立新的管理体制。

杨伟国（文章来源：世界经济导刊， 2001，（5））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经济出现了两大显著变化，一是德国经济越来越新经济化，最明显的表现是以ICT产业和生物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产业迅速兴起；第二大变化是德国经济加速了生态化的进程，甚至于德国经济模式也被改称为生态社会市场经济。
　　德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以信息技术产业和生物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产业。并且，新经济产业的技术被有效应用于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使得传统产业迅速新经济化，德国经济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德国杰出的信息与通讯基础设施不仅造就了德国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产业，而且也为新兴技术应用于其它经济部门提高生产率和增长创造了机会，促进了传统产业的新经济化。德国经济的生态化按照经济流程可分为源头生态化、过程生态化、结果生态化以及关注从源头到结果的全程生态化。德国经济生态化进程不仅使德国经济迈入了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之中，而且也推动了德国环保产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使环保产业在未来5年中成为德国的主要经济部门之一。1994年，德国环保产业的产值达333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2%，从业人员为17.1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0.48%，产值年增长率为10.3%。
　　德国政府与市场应该结成伙伴关系，降低新经济和生态经济的成本和风险，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首先要确立政府与市场互动规则。市场扩展性政府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德国政府典型举措是放松管制与市场自由化、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与确定环境保护规则。其次是改善技术供给。企业和科学界的技术创新能力决定了德国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潜力，而创新研发正是生产新兴技术的特殊产业，因此，德国政府视促进创新研发为重中之重，研发部门的资金 增长迅速。三是强化人力资本供给。四是加速货币资本供给。德国政府《年轻技术企业的风险资本计划》的实施导致了德国风险资本市场的极大扩张。新的风险资本投资在1999年上升到31.6亿欧元。五是全面扶持中小企业。为强化对中小技术创新企业的扶持力度，德国政府出台了针对中小企业的一揽子计划。
　　德国经济的两大趋势新经济化和生态化可以被认为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的工业经济的革命。新经济化正在导致一种建立于工业经济基础之上的新技术经济范式的产生，而经济生态化则要求消除工业经济的副产品——环境污染，发展可持续经济。不论是新经济化还是生态化都要求政府承担新的责任，使得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切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杨洪晓 卢琦（文章来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3，（1））

　　生态区评价最早发端于“美国森林生态系统管理评价”。1993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俄勒冈州主持召开了“总统森林会议”，商讨解决西北部国有森林经营管理的问题。会后组建了一个森林生态系统管理评价组（FEMAT），FEMAT的目的就是解决森林砍伐与森林的多项生态效益以及保育之间的矛盾。此后，生态区域评价在北美的蓬勃发展。同在北美大陆的三个主要国家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于1994年联合成立了环境合作委员会（CEC）。CEC首先要进行的基础性工作是进行生态区域划分。CEC参考和借鉴加拿大生态区划的理论和方法，于1997年协调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初步 完成了对整个北美的生态区划，将北美的大陆和海洋生态系统划分为四个层次。
　　自FEMAT以后的几年里，世界六大洲的100多个国家先后进行了以森林可持续经营为目的的森林生态系统评价和经营标准的制定，森林生态系统评价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展开。生态系统评价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和发展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1997年第十一届世界林业大会“生态区域评价”领域的设立，二是2000年联合国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计划的启动。
　　为了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实施，我国政府和许多科研单位非常积极地参与到MA中，展开了生态系统区域评价的研究。主要包括1998年，科技部部长徐冠华院士参与酝酿了MA；2001年3月召开了以“中国生态区评价”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2001年6月15日，“中国生态系统评估研究计划”启动，这是中国对联合国“千年生态 系统评估计划”的积极响应，更是改善中国生态环境工作的必然要求；2002年，初步勾勒出西部生态系统的综合评估框架。完成了6种气候类型区、12类干湿区域的划分工作，并甄别出全国5大关键生态地带。
　　1959年完成的中国综合自然区划，揭示出中国自然地域分异的特点和地带性规律，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明显创新，成为各部门区划研究和应用的重要依据。但应认识到生态系统评价的产生是必然的，对生态系统的评价是可能的。生态评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不是一劳永逸的。我国生态系统评价要重视干旱区生态系统的评价。评价指标的选取要有针对性、科学性，能很好地反映各关键生态系统的主要生态问题。评估中要发挥各个级别的生态定位站以及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的作用，还要有长期、持续的生态系统评估的准备。

王葆青（文章来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3，（1））

　　日本重视环境问题是从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当时正是日本高速经济发展的时期，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公害问题，日本列岛一度成为“公害列岛”。以1970年修改《公害对策基本法》为契机，日本逐步建立健全防治公害和保护环境生态的法律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和科 技研究开发体制，在组织管理法律政策、发展战略和计划，以及经费投入等方面都不断予以加强。在组织管理方面。1971年成立环境厅。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方面。日本于1972年发布《自然环境保护法》，1993年颁发了《环境基本法》，2000年5月，制定发布了《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在制定战略和实施有关计划方面。关注的重点转向资源化和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情况下，日本面向21世纪的环境保护的新战略由过去的控制工业污染，转变为以循环、共存、参与和国际行动四项长期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最终建立以再循环使用为基础的发展战略。为了实施这个战略和计划，日本从生产生活环节上和社会整体运行机制两个方面同时着力推进。
　　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是填埋。德国最早开始进行垃圾发电研究工作。随后，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也相断展开这方面的研究。日本建厂利用垃圾焚烧发电始于1965年的大阪。东京都23个区现共有19个垃圾处理厂，日处理垃圾焚烧能力达2.1万t，发电容量达26.3万kw，同时还产生大量的热汽和热水供附近住户和单位使用。最大的一个垃圾处理厂拥有单台炉焚烧能力达600t，共3台总处理能力达1 800t，发电能力为5万kw。日本垃圾处理工厂基本上按企业机制运作，但政府都考虑给予一定资助。垃圾处理厂按经济手段对废弃物进出进行计算、处理。还将处理厂办成科普教育基地，唤起国人强烈的环保和再利用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