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樵利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武汉 430079
　　一、创建节水型城市的内涵与战略意义
　　二、创建节水型城市的理论依据
　　三、关于节水型城市节水目标的确定
　　四、关于节水对象与内容的选择

　　周尚意1 张 萌2
　　1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系，北京 100875；2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875 shidai227@sina.com;twizsy@public.bta.net.cn
　　人地关系虽然是许多学科关注的问题，但是它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人地关系理论是地理学的理论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哲学家探讨人与自然二者的关系，历史学家梳理人地关系的历时变化，而地理学在探讨人地关系时具有独特的视角，这就是将人地关系落实到区域。
　　近十余年来，国际地理学界开始注重区域尺度问题。地理学者经常将以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尺度划分区域，但是没有严格的划分标准。自然地理学界通常将全球视为宏观尺度区域、自然区视为中观尺度区域（如中国半干旱地区、亚热带地区、长江流域地区等）、地点视为微观尺度区域（如长白山、三峡等）。许多学者在探讨人地关系过程和机制时，是以这些自然地理单元的区域为基础的。若侧重分析自然对人类影响，这样的区域划分具有合理性。倘若侧重讨论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影响，上述划分就暴露出了局限性，因为人类活动的区域单元在许多情况下与自然区域不重合。例如半干旱地区并不完全与游牧文化区重合，三峡资源的开发利用，也不仅仅是当地的经济行为。
　　本文尝试以不同等级人类活动空间单元划分区域。人类活动单元可以分为个体（生产企业、消费个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对应这些活动单位，区域可以划分为个体活动管理的微观区域（如个人承包的牧场、工厂的厂区）；地方政府管辖的中观区域（如中国的省区直辖市、美国的州、日本的都道府县）；中央政府管辖的宏观区域（国家、国家托管地等）。
　　本文根据已有的人地关系研究，归纳出三个区域层次中，人类作用于自然的内涵。在微观区域单元中，个体在法律赋予的权力范围内，决定区域内自然资源的利用形式和强度。在中观区域中，地方政府根据在中央政府法律的约束下，根据地方法律，决定当地自然资源的利用形式和强度。在宏观区域中，中央政府制定国家整体的发展计划和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等等，从而决定自然资源总体利用的走势，以及自然资源的空间配置。
　　本文结论为，在探讨人对自然的作用时，以人类活动的单位划分区域空间，可以清区域层次间的逻辑关系，从而解决国际地理界关注的一个问题——加强不同尺度区域分析的相互依存度。

　　邹春洋
　　中山大学地理学系，广州 510070
　　人居环境与景观生态是当今世界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人居景观谱系表达了人类生存方式的变迁与文化思维的发展轨迹。本文通过对人居景观演变的历史回顾与分析，构建了人居景观谱系概念模型，认为其核心是人的需求，支点为自然、文化、经济三要素，并具有向心力循环特征。结合对谱系结构与人居环境问题的分析，依据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阐述了人居景观谱系演变对现代人居环境规划与建设的指示意义。

　　包 惠 祝 影 杜德斌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院，上海 200062 bhui219@sohu.com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仅仅被当作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场所，它们几乎没有自己的跨国公司，其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微不足道。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开始出现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之上，并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跨国公司研究与开发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相应的重要变化。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一改以往的以母国为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的传统布局，根据不同东道国在人才、科技实力以及科研基础设施上的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有组织地安排科研机构，以从事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工作，从而促使跨国公司的研究与开发活动日益朝着国际化、全球化的方向发展。近年为，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跨国公司发展很快，它们不断加强自身实力，拓展市场，同时，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和研发全球化，也将研发机构向海外扩展，其海外研究机构既投向发展中国家，也投向发达国家。本文在评述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动机，认为尽管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起步晚，实力弱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但发展迅猛，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仍将研发机构投向海外，其投资受多种因素制约和驱动，既有国家政策层面的影响，也有企业全球战略要求，更有全球化的压力驱动。根据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特点及其所处的环境，将其对外研发投资动机归纳为“打破科技垄断，获取或跟踪技术；整合研发资源，提高竞争能力；开发适用技术，支撑当地生产；母国国家政策引导”四个方面，进而从国别和区别两个层次阐述了研发投资区位选择模式。

　　—以马鞍山市为例
　　陈会广1 陈利根1 曲福田1 赵才水2
　　1． 京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南京 210095；2.安徽省马鞍山市土地发展中心，马鞍山 243000 chhg_2001@163.com
　　按照国际经验，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城市化进入加速期阶段。工业化、城市化推动城市用地扩展，引起了耕地资源大量损失、食物不安全以及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因此，研究城市用地规模的合理水平如何确定、如何控制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马鞍山市是典型的工业城市，目前正处于城市产业以及功能转型过程中。本研究以马鞍山市为例，通过统计描述、定性分析，系统地考察了人口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调整与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待验证的假说：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对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具有正向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具有负向影响。并用经济计量模型——Yi+α+β1X1i+β2X2i+β3X3i+εi估计了这些社会经济驱动力因子对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影响，结果有表明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影响具有不同的作用方向。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带动了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张，城市化水平每增加1%，将引起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增加0.87%,用地规模扩张34.873公顷；人均GDP每增加1万元，将引起城市用地扩展占地872.746公顷，每增加1%，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扩张0.26%;而产业结构调整则有利于城市用地的集约化和用地结构的优化，三产/二产或产业结构调整幅度每增加1%，城镇扩展可以减少占地0.15%，减少外延扩张占地13.458公顷。估计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说，本研究结构可以有力支持当前的城市产业以及功能转型政策，对其他转型城市而言，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陈忠暖1 甘巧林2 程一钧3 郭利平4 何 祥3
　　1。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广州 510631；2.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系，广州 510631；3.南师范大学旅地学院，昆明 650092；4.华东师范大学长江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062
　　云南是全国重点贫困省区，民族构成最为复杂，自然和人文条件差异极大，扶贫难度最大。云南的反贫困行动直接关系到西部开发和全国反贫困战略的进程问题。
　　研究内容：（1）建立一个全方位认识云南贫困乡村的综合指标体系；（2）云南贫困乡村的总体特征及主要支配性因素；（3）云南贫困乡村的分类及类型特点与分布格局；（4）云南省扶贫战略与分类扶贫对策。其中，（2）和（3）是研究的核心内容。
　　采用了因子生态分析技术，对省定506个特困乡和45个贫困事项指标构成的地理矩阵进行运算，解读提取的14个主因子，概括出云南贫困乡村的总体特征，梳理出其中代表性的影响因素。通过对14个主因子的再次运算，得到506个乡村各自对于若干个主因子的不同得分，通过分层聚类，把506个特困乡分为8大类27亚类。把各类型的各主因子得分统计出来，结合前面对主因子信息的解读，并考察各类型乡村的地理分布，对每一类型进行解释，得到云南贫困乡村的类型特征和分布格局。
　　云南贫困乡村的主要特征：（1）人口规模相差悬殊，大多数乡村规模小，人口分散，规模小的乡村少数民族人口比重高，财政自给率越低；（2）乡村贫困与粮食、土地、收入相关最大，贫困程度与亩均粮产成反比，与户均耕地成正比，乡人均有粮与农民人均纯收入最相关；（3）交通建设投资最突出和普遍，与农村五大工程投资总额和乡村自筹资金或投工相关最大，省投资金与电力建设相关最大；（4）小额信贷户数、户均贷款额与贷款回收率成正比，地县扶贫资金与返贫率成正比；（5）海拔高度与水浇地比重成正比，水田比重与亩均粮产成正比；（6）人均基本农田地与无完小村、未通电话村成反比，未通路村与未通电农户成正比。
　　云南贫困乡村的主要影响因素：（1）乡村规模小，人口分散；（2）低水平的农业生产循环；（3）交通不便；（4）耕地质量差；（5）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
　　云南分困乡村类型特点与分布格局（八大类特点与分布）：
　　I类（69乡），户均耕地较多，水田比重低，地县的扶贫资金和工程投资多，返贫率高，小额信贷较多，贷款回收率最高。在昭通（14.5%）昆明（11.6%）大理（11.6%）思茅（10.1%）红河（10.1%）分布较多，分布较分散。
　　II类（96乡），海拔较高，交通十分不便，水源较好，基本农田地较多，人均有粮和纯收入高。主要分布在大理（21.9%）楚雄（15.6%）曲靖（13.5%）。
　　III类（59乡），水田比重高，通路条件较好，省农村工程投资多，小额信贷少。
　　IV类（52乡），人口规模大，户均耕地较少，基本农田地比重高，通路条件好。主要分布在云南东部。
　　V类（57乡），小额信贷多，贷款回收率较高，人均基本农田地多，财政自给率较低。主要分布在临沧（22.8%）和文山（22.8%）等地。
　　VI类（48乡），高海拔地区，水浇地最多，基本农田地多，未通电农户和未通路村比重大。45%分布在滇东北昭通，40%分布在滇中。
　　VII类（60乡），少数民族比重最高，户均耕地和户均人口都较多，缺水问题严重，贫困人口比重最高，集中分布在思茅（35%）及丽江（23%）等地。
　　VIII类（65乡），无完小村最多，少数民族比重高，户均人口和户均耕地最多，村均农户最少，基本农田地最少，人均粮食较多。主要分布在滇南滇东南一带、及滇西滇西北等地。

　　陈 瑛
　　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西安 710062
　　改革开放以来，西北地区与东部及全国的经济差距逐年增大，表现为明显的弱势经济。在我国现行经济发展条件下，地区差距主要是由工业发展差距引起的。为此，本文拟从多个侧面审视改革开放以来西北地区工业发展缓慢、工业经济效益降低的原因，并基于此，探讨在经济全球化和西部开发的新形势下，西北地区工业发展战略和调整对策。
　　1 西北地区工业弱势经济的表现特征
　　1.1 工业经济效益差
　　1.2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增长滞后
　　1.3 工业企业负债率高，亏损面大
　　2 西北地区工业增长迟缓的原因分析
　　2.1 工业化基础薄弱，投资不足
　　2.2 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
　　2.3 国有经济步履维艰，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
　　2.4 对外开放程度低，经济缺乏活力
　　3 西北地区工业发展的战略思考及调整对策
　　3.1 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工业结构
　　3.2 高起点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增强西北工业发展活力
　　3.3 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实行政府干预制度

　　方向阳 陈忠暖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广州 510631 xyfang888@sohu.com
我国地铁建设比国外整整晚了一百年，关于地铁对区域城市经济影响的研究还在摸索之中，目前，地铁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城市土地利用、房地产、城市景观环境、城市结构与发展等方面，其对商业的影响研究还是刚刚起步。在国外，地铁沿线的零售商业都已形成了各种成熟的模式，我国除了香港地铁商业发展得比较好之外，其余的大部分尚在规划起建设当中。我国“十五”规划投资2000亿元用于建设地铁，本文就是在这股兴建地铁热的背景下来展开研究的。
　　本文以广州为例，在分析地铁站口区位特征的基础上，分别从形态、层次结构、业态三个方面对站口附近的地面零售商业集聚进行类型划分的探讨。地铁站口附近的商业集聚在空间上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可以分为三大类，即斑（点）状、条带（线）状和面状。①斑（点）状：由一些便利店和小百货店较零散的分布在站口附近，如西朗、坑口站等。②条带（线）状：指零售商业先集聚在街道两旁形成站口附近的商业街，商业街与地铁线路平行、重合或呈“T”形。如花地湾、陈家祠、农讲所等。③面状：指零售商业沿站口周围的街道向站口集聚的形态。地铁站口地面商业集聚形态呈斑（点）状的，这种形态是最不稳定的；呈条带状的，其商业发展潜力较大；呈面状的，由于其商业集聚程度已经很高，其形态比较成熟，发展潜力相对较小。从层次结构方面看，商业中心按其服务范围大小，大致可分为市级商业中心、区级商业中心和小区级商业中心，市级商业中心的服务范围最大，处于市级商业中心的站点有：公园前、烈士陵园、体育西路、体育中心站和江南西。区级商业中心的服务范围次之，如以海珠广场地铁站为中心的区域。黄沙站、长寿路和东山口位于市级商业中心和区级商业中心的交界处，对商业的导向作用也很明显。小区级商业中心的服务范围最小，处于其中的各站的商业聚集能力也最小。另外，还有一些站点延伸至城郊，不属于任何商业中心，其商业聚集几乎为零。从业态方面看，得出站口地面商业集聚的商业业态的三等级六种模式。对各地铁站口的调查发现，广州市地铁沿线成了大型购物中心的集聚地，地铁上盖自然成了购物中心的首选地址，如天河城和中华广场等。营业面积在5000m2以上的大型百货也主要聚集在一号线和二号线附近，它和主要购物中心一起成为市级商业中心的主力店。各级商业中心都有A、B两种模式，A模式表示商业中心是以与地铁相交的商业街为核心，级别越高的商业中心，其核心商业街距离地铁站口越近。B模式表示商业中心以地铁站口为核心或处于两个站点的中间。最后将地铁站口地下商业集聚类型分为三大类，即站厅商铺、通道商铺和与站口直接相连的地下商业街。
　　对地铁站口的地面和地下商业集聚类型的划分，初步反映了站口附近商业发展的情况。对地铁站口地面商业集聚形态分类，基本反映了各站口附近商业空间分布特征；把地铁站划入市级商业中心、区级商业中心和小区级商业中心三个等级层次中，反映出各站口地面商业发展水平。把地铁站口地下商业业态集聚总结为六种模式，揭示了各站口地面商业业态组合状况。站口地下商业集聚的区位分类，反映出各站口地下商业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的不同。

　　高 燕
　　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东南土地管理学院，杭州 310029 gaoyan977@sohu.com
　　农村居民点用地（农村宅基地）是我国农村土地利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用于建造住宅（包括住房、附属用户和庭院等）的集体所有土地[1]，主要为农民生活、生产提供活动场所。村社会的发展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引起了宅基地数量格局的剧烈变动[2]。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土地管理制度滞后的双重影响下，农民建房热浪一浪高过一浪，村庄规模不断圹大。主要表现在宅基地数量、结构和土地环境变化方面。
　　本文试图通过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动态变化分析的前提下，利用经济学、地理学的理论揭示其变化的内在动力机制，即解释农村居民点用地是如何变化的和为什么变化的问题。
　　1 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现状分析
　　1.1 人均、户均用地量过大，村庄迅速外延
　　1.2 村内用地结构松散，闲置土地比例高，利用效率低下
　　1.3 自然村规模普遍偏小，造成规模的不经济
　　2 农村居民点用地动态变化分析
　　根据分析，我国宅基地的变化基本呈，数量不断增加，结构松散的外延扩张式发展趋势。
　　3 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动和机制分析
　　3.1 动力一：快速发展的农村社会经济与城乡管理的二元化差异。
　　3.2 动力二：农村土地利用管理制度不健全。
　　3.2.1 农村宅基地的管理一直很薄弱。
　　3.2.2 村庄土地规划缺位。
　　3.2.3 农村居民点用地产权不完整、宅基地流转市场空白。
　　3.3 动力三：农村传统观念的阻碍与旧有村庄形态的限制
　　结语
　　随着我国各项制度的完善，经济的发展后期农村宅基地将由外延扩张转为内涵挖潜为主的发展方式。这一点在苏南农村中得到证实。我国地域辽阔，地区经济、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等方面均有差距，所以居民点用地发展变化也不完全相同。本文基本以浙江省为例进行分析，难免有所局限，故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黄建武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武汉 430079
　　农业是立国之本，只有在充分保证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国家的经济建设才有可能发展，而且农业作为一项大的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重要的份额。
　　湖北是我国的农业大省，省内山地、丘陵、平原、湖泊水域交错，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降水丰沛、热量充足、雨热同季，适宜发展农副产品，是我国重要的农副产品生产和输出基地，自古就有“两湖熟，天下足”的美誉。但是，目前湖北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相对落后的问题：生产力低、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人口多、农业剩余劳动力资源浪费、农民收入少、生活水平较低等，主要原因是农业资源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没有能够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经济优势。
　　本文对湖北省农业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潜力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对比国内外其他地区农业发展的新技术、新思路，结合湖北省的区域特征和社会状况，提出了适合湖北省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措施。
　　文中强调：目前关于湖北省农业资源开发与农村经济发展，不少农业科研机构从不同角度开展过相关研究，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但是湖北省农村经济发展仍停留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业科学研究成果没有更好地传播并为农业从业人员接受和应用。一方面是因为科研成果信息分布零散，不能被方便地获取，另一方面，科研成果多强调理论性，若不经过信息加工与综合分析提炼，便很难推广。而科技成果只有通过应用、指导生产实践，才能真正转化为生产力。如果科研人员能将零散分布的相关科技成果信息进行系统分析、归纳总结等信息处理，以通俗的方式提供给相关的科研与管理人员及农业从业人员，将为进一步的科研、管理提供决策、规划依据，为农民脱贫致富提供信息咨询与技术指导，从而更好地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纪慰华
　　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上海 200062
　　全球化是个过程，是指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流动冲破区域和国界的束缚，影响到地球每个角落的生活。全球化还包括人员的跨国界流动。科技进步是一切社会变迁的原动力，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是全球化的依托，工业和商业是资本全球化的支撑。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资金流动频繁、数量大；海外分支机构迅速发展；技术研发创新的跨区域合作增强；人员的跨国界流动与交流加剧。由于IT产业是知识和智力密集投入、可产生高附加值的集约型产业，将信息科学和信息技术融为一体，极易与其它产业交叉融合，从而实现传统产业的改造增值，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并超越空间限制、易于跨地域发展扩张，具有超高速、阶跃式发展的潜力等特点，经济全球化对全球IT产业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经济全球化推动了IT产业链转移，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源，进行产业分工布局。目前，东亚的IT产业区已形成以北京、韩国、日本、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连线的三角地带。未来十年，全球半导体重心转移到中国大陆的潮流势不可挡。而上海作为中国产业基础最先进的地区之一，其IT产业的发展并将起到带头示范作用。
　　目前，IT业已逐渐成为上海未来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上海致力于引进国内外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并日渐成为我国芯片设计、制造、封装的中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IT巨头进入上海，对上海IT行业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大量IT跨国企业进驻上海，为本地创新组织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供了机会；弥补了发展IT产业所需的大量资金；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缓解了就业问题。但上海IT产业的发展仍以制造为主要模式，并伴有少量的研发。主要产品包括电子器材、集成电路等；其研发也主要是跨国公司为进入中国市场而进行的产品本土化。21世纪初上海IT产业的发展目标是，根据现有的基础，抓住IT产业里有发展前途、增长迅速的领域，予以重点突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并尽快成为全国IT产业的龙头。IT产业的发展要逐渐引入跨国公司的总部、地区性总部和研发中心，研制针对中国市场甚至全球市场的产品和技术。其重点发展领域定位为：通信设备和新一代数字产品、集成电路、网络设备和产品、新型电子元器件产品。
　　IT产业本身具有资金需求大、风险高、技术创新能力要求高等特点。上海相较国内其他地区，在整个世界IT产业链的迁移的背景下，具有发展IT产业所需的IT产业结构布局合理而产生的集群效应、本地技术、配套的市场化，智力资源、投资环境、中央及各地方政府政策支持的优势。但相较国外IT产业发达发区而言，上海IT产业的发展仍需要解决资金缺乏，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制度缺陷等问题。因此，需要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加强和改善行业管理、从规划布局、产业政策、技术标准、市场准入及监管、推广应用、信息引导和组织实施国家级重点工程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探索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产业发展规律的行业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