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平 张百鸣 林 黎 崔亚莉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04，（9））

　　水资源学是研究水资源运动规律、优化配置以及与水资源开发利用有关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的科学。水是重要的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必要资源。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也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类对水资源的使用量和需要量越来越大，水资源短缺已成为世界性的问题，鉴于水资源的重要性以及开发利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国内外对水资源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起初人们对水资源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水资源的时空分布规律和运动规律，即着重于水资源自然属性的研究。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现代科技革命，使人们对水资源的研究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首先，现代系统科学的革命(主要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创立为标志)，使人们对水资源系统的认识和解决水资源问题的思维方法有了根本的改变。认识到水资源系统是一个复杂的自然-人工复合系统，水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必需资源，涉及到人类社会、经济、环境等的各个方面。因此，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要综合考虑与水资源有关的诸因素，优选出最佳水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由科学革命而产生的系统工程学使得人们从系统的观点研究水资源成为可能，这两个学科的相互交叉和渗透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水资源系统工程。此外，新技术革命为水资源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手段和方法。空间技术的应用，特别是遥感技术应用于水资源研究，提高了水资源研究的精度和效率。微电子技术革命，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使现代水资源研究更趋于实用。这一点主要体现在:①电子计算机为计算大型复杂的水资源问题提供了计算工具(如计算大型线性方程组、运筹学问题等，计算机是必需工具);②以计算机为工具的地理信息管理系统应用于水资源研究，可真正做到对水资源系统的实时控制和优化管理。现代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新观念和新思想也影响着水资源研究。人们终于认识到地球上的水资源绝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当今世界的重大研究课题。人们开始注重多尺度多学科区域水资源的综合研究，强调地下水形成的区域性或流域性整体的系统研究，强调信息数据化的综合调查与模拟。加强基本作用过程的研究，特别是各种时间尺度水文循环的研究，强调大气水、地表水、包气带水和地下水之间的系统性研究;更加重视人类活动对地下水形成条件的影响和地下水形成过程的研究，突出浅层地下水再生能力的可变性与可持续利用之间的协调性;更加重视水质综合管理研究，强调开展非点源污染研究、陆地生态系统和水生生态系统对污染敏感性和复原力研究，水质健康风险评价等方面的研究;注重生态用水研究，开展有关生态系统维持一定环境功能的环境用水需求研究，突出区域水
资源-生态环境-人类活动之间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理念。

张红梅 刘永振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传统科技思想造成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文化、伦理观念的分裂。首先,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形成了征服和控制自然的传统观念。使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都是在如何利用自然这一目的的推动下向前发展的,使科学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把自然看作可以利用的对象、索取的对象、征服的对象,使人类产生了主宰自然、奴役自然、支配自然的行为哲学,人类逐渐成为了自然的主人。“人定胜天、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等成为了人类甚嚣尘上的响亮口号。这样,人类文明的进程走的是一条以自然消耗为代价的道路,文明积累程度越高,对自然的开发和消耗程度就会越大,这样现代文明的险景就不难理解了。其次,直接导致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断裂。两种文明之间发展的不协调,的确在文明的历史中由潜在发展为现实,由渐变发展为突变,并在现代文明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这样,人类精神的危机又必然使自身的行为缺乏理性的约束,缺乏理性的思考,因而更加剧了对自然的破坏。特别是在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无处不在的世界,由于对技术使用不当,管理不善,人为的技术事故频繁发生。特别是现代技术手段具有高效率、超大功率,影响范围广等特点,因而每一次技术事故的发生往往都会造成非常大的破坏力。而近代以来的唯科学主义发展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工业文明价值观和工业文明实现观的产物,现代工业文明发展到今天,可以讲,它基本上完成了历史使命,已经陷入了难以自拔的重重危机之中,正在从兴盛走向衰落。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作为工业文明衍生物的工具理性的发展思想也必然走向衰败。虽然科学技术让人类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付出了代价,但是,如果将过去五千年的所有机械发展一下子除去的话,这对人类生活来说,将是一个灾难性的损失,失去了这些即得的物质文明人类将陷入比任何动物都更加孤立无助和野蛮的状态,接近于瘫痪。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给人类带来的难题,人们从政治、经济包括科学技术本身去寻找解决的办法,力求将科技代价降低限度,但在这同时,也需要人类用新的道德观念来对待。

杨 峰
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3）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形成的，在理论研究中，许多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如生态系统、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角度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作了相当宽泛的解释或展开，虽然这些解释和阐述在本学科领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们不宜作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定义，可持续发展观的概念有其特定的内涵，同前者相比，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完整的结构，它是从环境与自然资源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长期发展的战略，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某一发展进程在时间上的可持续性。追溯科技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二者均以发展为中心，以持续为关键，以整体、和谐为思想认识的基础，以人类的最终幸福为目标。围绕科技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人们在认识和改造自然活动中，选择可持续发展道路，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科技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观一个组成部分，着眼于科技进步的整体效应和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这与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一致，但它不等同于可持续发展，它们各自的功能、作用、功能和外延都有不同之处。从发展观的演变过程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科技进步的产物，可持续发展观追求的既保证经济增长，又能维护生态平稳的构想是通过科技进步和科技对发展进行协调与制约而求得的，在发展观上体现了未来、全局、整体的科学思维，是科学认识的成果。从科学技术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基础之一看，科技的持续发展又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手段，可持续发展包括生态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社会可持续发展，每一方面发展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科技进步，就生态可持续发展而言，可持续发展要求以保护自然为基础，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相协调，科技的发展为保护和改善地球生态环境，以可持续的方式为使用可再生资源提供有力的手段和方法；就经济可持续发展而言，科技的进步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有很大作用；就社会可持续发展而言，科技的进步为消除贫困，改善人们生活奠定了基础。总之，在现代化社会中，环境的治理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应用，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开发也是以一定的科技水平为前提的，可持续发展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无沦是政府调控，还是社会公众参与程度，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能力的状况，取决于社会科技进步的状况，取决于人们的科学素养，取决于对持续发展观形成科学的共同理解。没有较高水平的科技支撑，没有科技思想的培植和传播，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实现。

吴秋凤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0,（7）

　　现代科技负效应使人类可持续发展潜伏着危机，现代科技负效应种类繁多、原因复杂。从科技负效应的产生原因看，科技负效应包括客观科技负效应和主观科技负效应。客观科技负效应是指科技在应用过程中自然引发的一些不良后果，且这些不良后果是科技行为者难以根绝的。主观科技负效应是指科技在应用过程中可能引发的不良后果，是科技行为者事先可料到且完全可杜绝的，引发这些负效应的行为带有故意性质。人为故意的原因:一是功利主义的诱使，二是政治力量的干预。不论是哪类科技负效应，都是科技应用带来的不良后果。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人类自身。因为某项科技成果的研究和推广究竟是作为生产力还是作为破坏力?其负效应是任其发展，还是尽力弱化？完全取决于一定生产关系下的人，取决于人们的道德修养、价值取向。现代科技负效应泛化，不论是自发的还是人为的，都表明传统科技伦理在当代正在失去约束力。因此，建构现代科技伦理规范，已是人类解决各种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作者指出，在科技发展早期，科技研究和应用的目的是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造福人类。科技的伦理、责任与道德义务也相对狭隘，主要局限于调节科技活动中发生的人们内部之间的关系及其与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人们的生态意识尚未唤醒。通常情况下，科技发展追求的是经济增长目标，往往忽略了自然资源环境的巨量成本和不可低估的耗损。人们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中，不计生态成本的态势愈演愈烈，由此引发的自然生态灾害已危及人类生存，生态问题已不容忽视。因此，现代科技伦理不应只是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来约束和规范人们对待自然、对待环境的行为。科技行为者对技术活动后果，对人类子孙后代以及当今人类生存的环境应承担起伦理责任和道德义务。因此，把科技的社会伦理与自然伦理相结合，理应成为现代科技伦理建构的重要内容。同时，作者提出了　加强科技道德教育和舆论宣传、著名科学家的道德示范和发达国家在科技伦理上的带头作用、加强科技立法和执法等现代科技伦理建构的手段和方式。

徐 峰 李景芳 许学先
工业技术经济，2000,（2）

　　进入工业化以来，人与自然的不协调性日益加深，人类对自然界的干扰和破坏在程度、速度和广度上加剧。土壤侵蚀、荒漠化、生态失衡、灾害性天气频率增加与清洁水源的减少等严重地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危及人类的安全与生存，人们对经济增长等于发展的现代化模式产生了怀疑。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是在此时出现的，它给人类的经济发展和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经济投人要素属于生产资料、劳动对象范畴，经济内部结构属于生产关系范畴，这两者都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科技通过对这两方面的作用直接促进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经济的投人要素除了传统的劳动者、土地、资源之外，还应有管理。科技对于这四方面的作用实现了要素的不断升级和科学配置。科技使劳动资料成为人类体力、脑力的替代和补充；科技进步使产业部门发生变化，并形成新的产业组合，一方面改造所谓“夕阳工业”，另一方面促使一大批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新型工业部门迅速崛起，建立起“朝阳工业”。“夕阳工业”改造后高效益的示范效应、“朝阳工业”产品的超额利润如同一支巨大的指挥棒，指引着世界范围内工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可持续发展的工业体系逐渐确立。经济是否可持续不仅取决于其内部的要素配置和结构变革，还取决于在社会、经济、生态这样一个大系统中其他一些“外生”因素。因此，科学技术对这样一些外生因素的作用就是对经济的间接作用。经济、环境非协调发展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一是经济的发展起环境恶化；二是经济的运行过程中，环境成本对微观个体来说是外部成本，可以不必考虑在本身总成本之内。这些经济因素使环境恶化与经济的发展同步到来，并对进一步的发展构成阻力。保护环境当然不能抑制经济发展，可以实施的途径一是运用税收、价格或政府强制等杠杆来使环境成本内部化(Internalization)，另外可采取的途径便是实施清洁生产、清洁消费。社会环境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软”保障。科技对于社会自我发展能力、城市和住区等方面的作用是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间接支撑。

刘小英
理论月刊，1999,（4）

　　在本世纪末，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已经进人了工业社会和科技时代，某些发达国家如美国等甚至已经进人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或“后科技时代”，工业化和现代科技的浪潮犹如一只强有力的巨手，毫不留情地撕扯着现实社会和意识形态中一切陈旧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观念、情感等等，以不可抗拒的磅礴之势，在物质生活方面为人类开辟了一个辉煌的前景。它一方面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域和活动范围，增强了人们的创造力，另一方面也使人类的破坏能力空前地加强，并且使人类与其周围的环境处于一种紧张的矛盾关系之中。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而形成了一种急功近利的畸形发展观，使得人们往往片面地强调科技发展的正面效应，而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它可能导致的负面效应，从而在后发现代化的过程中超前地领略了西方后工业社会的许多苦涩之果。如同近现代历史中所产生的其他进步思想一样，可持续发展理论最初也脱胎于西方社会。当进入后工业时代的西方社会深深地为科技过度发展的恶果所苦恼时，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就应运而生了。但是正如西方现代化过程的历史基点是建立在对非西方世界的殖民活动之上一样，西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最初实践效果也表现为西方世界向非西方世界转嫁科技发展的副产品，从而转嫁生态危机和资源危机。例如西方的一些发达工业国家对自己国内的资源开采实行严格的限制政策和保护政策，而通过跨国公司和外贸手段对非西方世界的资源进行无限制的开采和进口;西方的一些大公司通过合资或联营的方式，将许多对生态环境具有严重污染作用的加工业转移到非西方世界中，在那里进行生产，然后再将产品返销到西方，从而将环境污染问题转稼到非西方世界。而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由于长期受到经济滞后的困扰和赶超思想的驱动，将发展主题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着眼于发展的短期效应和直接经济效益，在盲目引进外资和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忽略了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从而为西方的危机转嫁提供了条件。以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情况为例，许多企业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竞相投人到一些近期效益丰厚然而却对环境和资源具有极其恶劣后果的掠夺性生产活动中；一些企业为了引进外资不惜从事遗害子孙的破坏性生产，主动承担起某些在西方国家中被明令禁止的污染性加工工序和生产活动，为西方国家转嫁生态危机大开方便之门。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其最初的实施过程中，也如同近代的工业化过程一样，带有浓重的“西方中心论”和殖民主义色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恰恰是建立在牺牲非西方世界的资源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关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讨论必须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进行，必须与多元化的现代化问题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可持续发展问题像现代化问题一样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必须严肃地加以对待;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像现代化问题一样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各国的解决方式不尽相同。因此，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这些多元化的解决方式中寻求一致和达成协调。从理论和原则上来说，人类应该保护自己的家园，在环境和资源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节制的态度;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说，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和地区对于如何保护资源和环境有着不同的理解，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可以归结为一个文化背景问题。当西方世界按照自己的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转嫁危机的方式来解决自己国内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时，恰恰破坏了非西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反过来说，当发展中国家为近期目标和赶超策略所驱动，不顾资源效应和环境效应而进行掠夺性生产时，所产生的恶劣后果不仅是局部性和区域性的，而且也是全球性的。尽管存在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发展前景，但是全人类却拥有一个共同的生态环境。因此，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依赖于全人类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而不能由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来统一规划，也不能听任每个国家各行其是。简言之，建立全球性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有效途径只能在兼顾各国局部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必须既能够充分考虑到欠发达国家综合实力的迅速增长问题，使国际经济差距尽量缩小;又能够有效地保证人类共同资源和环境的合理化利用，为人类的持续生存创造一个美好的家园。

杨 光　王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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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与对策， 1998,（4）

　　科学技术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反映各种客观事实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律的活动和知识，其主旨是认知和把握自然界与人的相互作用关系，并从人的主体地位出发去调节和控制这一相互关系。科学技术源于生产、社会和科学实践活动，从而又创造世界和物质文明，将人类带入日新月异的现代文明世界。通过科学技术实践活动在提高生产力水平和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不断开发人类的智力，提高人类思维能力和水平，不断完善和发展人类自身。
　　可持续发展是80年代后期，人类在对自身走过的发展道路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种全新的发展战略，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类发展战略的历史性的根本变革，是生产方式、消费方式、思维和处理事务方式以及道德观念的飞跃，它既不同于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三高经济增长模式，也不是停滞发展的“零增长”主张。它是指“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这就阐明了两个基本的重要观点，一是人类要发展，二是发展要有度，不能危及后代。并且，还有从“三维结构复合系统”出发对可持续发展的涵义作了界定:“可持续发展既不是单指经济发展或社会发展，也不是单指延续，而是指以人为中心的自然、社会、经济的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资源和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换言之，是以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以经济要持续发展为前提，以谋求社会的全方面进步为目标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的协调发展。
　　科学技术的功能性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性两者之间存在着目的的一致性。人作为主体，运用科学技术方法解决和调节人类发展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问题和关系。科学进化是以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为基础，人从自然中分化出来，以其独有的主体能动地作用于自然，成为自然界的对立面。但无论这种作用如何巨大，也还是要依存于自然，始终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不断地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从而构成人类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关系，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联系都是以此为基础的。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是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对自然界施加一种作用，改变自然界的物质和能量形态，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科学是以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为基础的，并且也是这一过程的产物。离开人与自然这一基本关系，科学和科学的进化便无法解释。技术是科学革命的产物，是根据科学而作用于自然界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所以科学技术是从理论方法上去解决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可持续发展是人类能动地调节人与自然间的关系的一种发展战略，使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做到协调发展，使人类的发展更具有社会的公正性，环境、生态的可持续性，人类发展的可持久性。这一战略是人类从发展管理上主动地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这种主动调节是以科学技术支持和进步实现的。

兰玉杰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8,（1）

　　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中国的粮食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1978年以来，中国粮食增产的基本特征是:(1)粮食总量不断增长。1995年比1978年粮食产量增加16185万吨，平均年增长899.2万吨。(2)粮食生产呈现不均衡的发展速度。1978-1984年，粮食总产量由30477万吨上升到40731万吨，6年间粮食增产I亿吨，1985-1995年，用了10年的时间粮食总产量由37911万吨上升到 46662万吨，增产8751万吨；1979-1986年，7年间全国粮食年均增长速度为3.8%，1986-1991年5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8%， 1990-1994年4年平均增长速度不足0.1，增产速度明显减慢。(3)人均粮食生产量的提高幅度小于总产量的增加幅度。目前，中国人口已突破12亿，并且每年还净增1500万人，粮食需求呈刚性增长。1979-1984年，人均粮食产量由318公斤上升为397公斤，粮食产量的增长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1985-1994年，粮食产量增长低于人口增长，人均产量由397公斤下降为368公斤；1995年，粮食产量增长超过人口增长，人均产量385公斤;19%年，粮食产量增长大大超过人口增长，人均产量达到400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4)粮食增产主要依靠单产的提高。1978-1984年在粮食播种面积减少770万公顷的情况下，依靠单产提高，使粮食产量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每公顷粮食产量由2527公斤上升为3607公斤，每公顷产量增长42.74%; 1985-1995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增长缓慢，主要是单产提高幅度不大，每公顷粮食产量由3496公斤上升为4208公斤，每公顷产量只增长20.37%。作者根据灰色系统理论，把粮食生产系统看成既含有已知信息又含有未知信息的灰色动态系统。在定性判断的基础上，参照1996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的统计资料，选择了7个影响我国粮食产量的因子，即耕地面积((xl)、粮食播种面积((x2)、成灾面积((X3)、农业机械总动力((X4),灌溉面积(X5)、化肥施用量(X6)、农村用电量((X7)，采用关联分析方法，将原始序列划分为若干时段分别建立灰色关联模型，定量地分析了科技进步与中国粮食生产系统可持续发展关系，指出科技进步是中国粮食增产的内在动因，粮食生产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于推进科技进步。一大批先进适用的科技新成果，为粮食增产从技术上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据农业部统计，近10年获部级以上奖励的重大科技成果达3000项，目前每年取得农业科技成果有6000项，1985年全国首届发明展览会公布32项经济超1亿元的科技成果中，农业方面占22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粮食作物品种更新了3-5次，每次增产幅度均达到10%以上，仅杂交水稻一项，近10年就累计推广1.6亿公顷，增产稻谷264亿吨;节水灌溉新技术在北方已推广67万多公顷，提高水利用率30%，粮食增产20-30%；引进、推广地膜覆盖技术，累计新增粮食210亿公斤。由于采取改良品种，改造中低产田，提高复种指数，控制和防治病虫草害和农业气象灾害，通过农科教相结合，发展生态农业、立体农业、科技农业和持续农业，使目前科技进步在中国农业增产的贡献率约为35%。到下一世纪30年代，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以人均占有粮食不低于400公斤计算，需要粮食7000-7500亿公斤，若按现在的粮食总产计算，今后30多年，粮食产量需要增加2500亿公斤左右。加之环境不断恶化，粮食生产要走增加自然资源投入的方式弹性很小。因此，必须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中国粮食生产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何曼青 刘大椿
教学与研究， 1997,（11）

　　人类有史以来就存在发展问题，但对什么是发展，如何实现发展，人们的认识并不是恒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实践的演进而不断深化的。自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生产力，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后，人们总是把发展理解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然而，人们不得不承认，由于科技万能论和片面的经济增长观忽视科技、经济与人文文化的结合，忽视环境、资源、生态等自然系统方面的承载力，忽视社会公平和全球的协调发展，从而出现了一系列人们预想不到的结果:人被异化为技术和物质的奴隶，精神上感到压抑、紧张、迷茫，环境千疮百孔，生态严重失衡，贫富差异悬殊，南北差距扩大，等等。于是人们开始反思和重新认识科技带来的影响。现代科技革命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和巨大杠杆，它不仅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且为这种过渡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但是，现代科技并不只是一味地造福于人类，它也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就认识根源来看，现代科技的异化首先要归咎于工业革命造成的片面的自然观———“人类是自然界的统治者”的观点。几百年来，人类在对自然征服的过程中，科学技术显示了神奇的力量，使得人类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空前的物质优势。于是，人类自恃至上的智能，以自然界的绝对统治者和征服者自居，任意摧残和掠夺自然的状况愈演愈烈，以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殊不知，包括人类这个生物种在内的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辩证地存在和发展着的大系统，对于任何超出其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能力的内部异动和失衡，它都必然会作出对人类异常的、颇具威胁的反应。现代人没有感到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其次，是科学技术自身的局限性。大自然是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科学技术作为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成果，是一个不断发展、充实和完善的知识体系与活动过程，它在每个发展阶段上都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例如，在18世纪以前，自然科学的研究处在分门别类搜集材料的阶段，人们偏爱还原法，总喜欢把研究的事物分解为许多细部，即所谓“拆零”，往往忽略或忘记了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部分与整体的联系以及事物与环境之间的联系。这时，人们在很多领域还不善于从总体上进行横向的、综合的研究，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分析法的无限扩张，使人类忘记了自身属于自然界这个整体，以致把人类与自然界绝对对立起来，结果导致了灾难性的生态后果。然而，这种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却是科学技术发展历程中不可避免的。此外，人类常常容易看到眼前的利害和直接的后果，而难以充分觉察、预料长远利益和
间接后果，这样进行决策和应用科技成果也就可能造成失误。

王葆青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5,（2）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发展模式，其包容的内涵十分丰富，强调“满足人类需求和欲望是发展的主要目标”。可持续发展追求公平性，这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当代人的公平，即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求并给予机会以满足其要求较好生活的愿望。然而，在当今世界上，占全球人口25%的发达国家，以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消耗的能源、资源占全球的80%，国民收入占全球的85%；而占人口75%的发展中国家，却只享有很少资源，特别是世界上尚有10亿人处于贫困饥饿状态。这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世界，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要给世界以公平的分配和公平的发展权，把消除贫困作为优先的问题加以考虑。二是代际间的公平。这一代人不能为自身的发展与需求而损害人类世世代代满足需求的条件，要给子孙后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能力的权利。其中社会发展主要包括:人口控制与计划生育、社会保障、消除贫困、就业与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生态环境与资源的保护、卫生保健事业、文化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体育娱乐、城乡公共设施建设、社会参与和社区建设，公共安全与预防犯罪、防灾减灾，以及对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社会群体的保护等等。社会发展的宗旨是促进人民生活质量、人口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促进社会发展，要以各项社会事业的建设为载体，通过有力的政府行为、企业行为、人民大众的积极参与和有效的管理运行机制，实施一系列的社会政策来实现。社会发展工作既涉及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发展科技工作则是以推进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为中心，着重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改善人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自身素质，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及相关产业的科技进步而展开的科技活动。社会发展不仅是社会进步的重要目标，而且对推动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和目的。因此，作者着重指出，科技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社会发展的建设目标，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推进相关产业的发展，为经济发展贡献科技力量，为提高我国宏观决策和管理水平提供科技支撑和战略引导。